袁文良：古代帝王赦天下不赦贓官

　　作者：袁文良 稿源：時評界 編輯：時小川

　　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為彰顯其“仁德行政”，常以“施恩”為名大赦天下。如在皇帝登基、更換年號、立皇后、立太子等皇宮有重大喜慶時，皇帝常常頒布赦令，赦免一批罪犯。不過，每次大赦的范圍不盡相同，有時是赦免釋放一些輕罪的犯人，有時是大赦到底，連死刑犯也免罪釋放。但縱觀封建帝王“大赦天下”的史實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每次的“大赦天下”，卻未曾赦免貪官污吏。

　　據(jù)史料記載，唐王朝下詔大赦天下在中國歷史上最為頻繁。唐太宗貞觀四年(公元630年)，國力強盛，四夷臣服，農(nóng)業(yè)豐收，一斗米價僅三、四錢，百姓安居樂業(yè)，外戶不閉，西北各族君長請推唐太宗為“天可汗”。在這種大好形勢下，唐太宗李世民便下詔大赦天下，規(guī)定不論罪惡輕重，包括死罪在內(nèi)均予以赦免。但赦令中卻特別申明：“官吏枉法受財罪犯不在赦之列”。

　　貞觀九年(公元635年)，雨水不斷，多地成災，西戎趁機又屢擾邊境，太上皇高祖李淵又因病而亡，令太宗李世民焦頭爛額。靜下心思考，唐太宗認為所有這一切皆起因“德澤未遍”，于是再次下詔大赦，凡在押犯人無論輕重全部無罪釋放，但仍然強調(diào)“不赦贓官”。

　　貞觀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，李世民逝世后，高宗李治即位。李治仁厚無能，上朝不能決大事，必待宰相提出意見后，他才能表示自己的意見。永徽六年(公元655年)，高宗李治廢王皇后，立武則天為皇后。五年后，高宗李治正式下詔，宣布朝廷大政由皇后武則天處置。弘道元年(公元684年)，高宗去世，中宗李顯即位，武則天臨朝稱制。僅僅一個月，武則天便廢李顯，立四子李旦為皇帝，自己繼續(xù)臨朝稱制。天授元年(公元690年)，武則天稱帝，改國號為周。久視元年(公元700年)末，300多名囚犯在監(jiān)獄墻上偽造了“圣人跡”。到半夜，這些囚犯一起大叫，內(nèi)使推問，這些人道：“昨夜有圣人見，身長三尺，面作金色，云‘汝等并冤枉，不須怕懼。天子萬年，即有恩赦放汝’。”內(nèi)使便點燃火把照看，果然見墻上有巨大的足跡。于是報告武則天，武則天認為此乃“祥瑞”，便于第二年初頒詔改年號“大足”，并下令大赦天下，但明確規(guī)定“其犯十惡、官人枉法受財、監(jiān)臨主守自盜……及常赦所不免者，并不在赦例。”把貪贓枉法、監(jiān)守自盜、知法犯法、執(zhí)法犯法的官員大吏，與世人從來不容的“十惡不赦”者同等看待，仍然堅持不赦免貪官。

　　延和元年(公元712年)，睿宗李旦讓位于玄宗李隆基。29歲的玄宗即位后，即將年號改為“開元”，表明自己勵精圖治、再創(chuàng)唐朝偉業(yè)的決心。同時頒詔大赦天下，規(guī)定凡流放以下罪犯均予以赦免，但唯“犯贓賄、十惡大罪者不予赦”。隨后，玄宗陸續(xù)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，積極尋求撫民安邦、穩(wěn)定發(fā)展之道，使唐朝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都得到新的發(fā)展，超過了他的先祖唐太宗，開創(chuàng)了中國歷史上強盛繁榮、流芳百世的“開元盛世”。

　　唐天寶十四年(公元755年)，安祿山、史思明起兵發(fā)動政治叛亂，史稱“安史之亂”，唐朝自此由盛而衰。第二年，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，肅宗李享即位于靈武，改年號“寶應”。為安定民心，挽救殘局，肅宗一即位，就下詔“官吏犯枉法贓，終身勿齒。”意思是說貪官到死也不再錄用。同時頒布大赦令：“天下囚徒，凡死罪者減為流放;流放罪以下者，一律赦免。但也申明“官吏貪贓枉法者不在赦之列”。

　　隨后的文宗李昂、宣宗李忱、懿宗李漼、僖宗李儇等，也頒布過大赦令，但都強調(diào)“官吏犯贓不予赦免”。

　　宋朝時，法律明確規(guī)定“官吏貪贓為‘不赦之罪’。”宋太祖趙匡胤兩次頒布赦令，但均明確規(guī)定“官吏受贓者不赦”?！端问?middot;杜太后傳》中對此有所記載：“建隆二年，太后不豫。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。”為了給母親祈福，宋太祖下令大赦天下，除犯貪贓罪和“十惡不赦”者外全部無罪釋放，并且將贓官定為與“十惡殺人者”同罪。與宋朝同時存在的金王朝，世宗完顏雍對興廉懲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并頒布有關法律，明確規(guī)定“吏釩贓罪，雖令赦不敘”。

　　歷朝歷代之所以都不赦貪官，固有前后沿襲的因素，更重要的是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都有一個共識，即貪官的危害性比任何一種罪犯都大，因官吏的特殊地位、潛在能量、深遠影響，故其“貪贓枉法”比其他犯罪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。故而，誰都能赦免，就是貪官不能赦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