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云勇：動輒吁請“立法”是一種短視

　　作者：李云勇　稿源：時評界　編輯：洪小兵

　　“僵尸車”頻現(xiàn)，“僵尸車”背后“五宗罪”：高溫天氣或出現(xiàn)自燃、致停車難再“雪上加霜”、釋放有害物質污染環(huán)境、影響市容市貌占用道路、堵塞消防通道埋下隱患。連日來，記者聚焦曝光廈門“僵尸車”，引發(fā)市民熱議。

　　有民眾指出《讓“僵尸車”不“趴窩”法律必須“站起來”》：需要通過立法手段修改《物業(yè)管理條例》，授權物業(yè)或業(yè)主委員會在滿足一定條件的基礎上，可以先行處置“僵尸車”。讓“僵尸車”不“趴窩”，法律必須“站起來”，也必須“硬起來”，只有將“僵尸車”清理納入法治思維，通過立法來解決，問題才可能不會“滾雪球”一樣越來越大。

　　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(qū)，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難解。碰到問題喊“立法”，好像成了一種時髦現(xiàn)象。比如為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，呼吁立法：人販一律死刑。福建省消委會認為：微信購物不受新《消法》保護，有論者呼吁立法保護消費者。為了保護農民工享受公積金，呼吁立法，讓農民工像養(yǎng)老保險一樣可以私人繳納。為了整治假新聞，呼吁《新聞法》出臺。為了整治貪腐，呼吁陽光公開法案出臺。

　　有些問題當然需要“立法”解決，比如“70年大限”是無償“自動續(xù)期”還是有償“自動續(xù)期”，含含糊糊，“已經(jīng)對中國人的心理造成了嚴重而深遠的沖擊問題”，“對這類問題，立法機關不能也不宜再含糊下去”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適時出臺法律解釋是必須的。但是一些問題動不動喊“立法”，如此不分輕重緩急，則是對“立法”的短視。

　　立法需要高昂的成本。很多法律草案在全國人大排隊，比如公眾關心的《民法典》，多年過去了， “只聞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”。如果不分輕重緩急，動不動喊立法，全國人大等立法機關根本顧不過來，為了法律的匆忙通過，完全就可能“蘿卜快了不洗泥”，埋下后患。比如人大可能授權政府立法，政府有征稅等天然沖動，稅法等制度基本是國務院出臺，不時引發(fā)爭議，政府立法造成民眾痛感是我們必須警惕的。

　　立法未必是“良法”。立法是博弈的結果，博弈不夠充分，未必制定“良法”。為了使《物權法》能盡早通過，對“自動續(xù)期” 這類重大問題是“無償”還是“有償”含糊其辭，“現(xiàn)在看來得不償失，甚至有危及立法原意的風險”?！冻鞘辛骼似蛴懭藛T收容遣送辦法》方便政府管理，政府權力過大，孫志剛慘案爆發(fā)后，最終被《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》替代。立法或許適得其反，能不警惕嗎?

　　問題在前喊“立法”，當今法律真不夠用嗎?現(xiàn)實未必如此。比如微信購物，只是消費支付手段的變化，仍然是消費行為，完全可以適用新《消法》。就算消費者選擇不用新《消法》，也可以采用《合同法》維權。比如處理“僵尸車”，處置他人產權是重大的法律問題，豈能“通過立法修改《物業(yè)管理條例》”授權物業(yè)或業(yè)主委員會來先行處置?一時無法出臺“良法”，但是完全可以窮盡現(xiàn)有法律處置“不明主物”。

　　民眾喊“立法”，政府“偷著樂”。比如“僵尸車”，民眾一說“立法”，政府可能立馬說“好”。為啥呢?本來是政府作為“失當”，如今有了借口，沒有“法律”，民眾不能怪政府不作為。如果匆忙出臺“法律”，這里牽涉產權等問題，可能爭執(zhí)不下，很難出臺，或者為了便于管理，匆忙出臺，類似“自動續(xù)期”的不明確，給政府增加無限大的權力，就會給社會埋下隱患。呼吁“立法”是不是讓怠政的政府偷著樂?

　　一事當前喊“立法”，“立法”包治百病嗎?顯然不是，比如打擊拐賣婦女兒童，最高刑是死刑，“人販一律死刑”可能造成受害者或社會的更大不幸。降服“僵尸車”，法律也夠用。如上海推出“三色告知”政策：通過“綠色告知”提醒車主自行處理“僵尸車”;接著是“黃色告知”搬離現(xiàn)場集中存放;最后是“紅色告知”集中處理強制報廢。通過告知，提高“僵尸車”停放的成本，避免其總是僵而不死。

　　一事當前喊“立法”，社會管理治理創(chuàng)新和現(xiàn)代化需要這樣的僵化式思維和措施嗎?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(xiàn)，我們不差法律，差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勇氣和智慧，差的是執(zhí)行法律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(tǒng)一。一有問題喊“立法”，如果“立法”能解決一切問題，哪還要政府部門干甚?我們承擔得起“立法”失誤、立法成本高昂等不良后果嗎?